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側記 治理性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紀律性

  • 2021-11-12
  • Angelo
側記 治理性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紀律性(上)
陽明交通大學社文所碩士 陳韋勳
 
2021  10  11 日於陽明交大舉行線上國際研討會「治理性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紀律性」,邀請美國、巴西、中國大陸等地之人類學、文學、與社會學等共七位學者,就理論反省與具體個案分析兩道主題展開跨領域討論。當天研討會分為兩場,上、下午場分別以「探究國家(Questioning the State)」、「問題化過程(Problematizing the Process)」為題。會議發起人陳奕麟在開場說明,治理性、新自由主義是兩個被大量應用在中國政治經濟現況的分析概念,然而這兩個學術脈絡互不相容的概念之關聯性卻一直未被清楚界定,這是本研討會的關注焦點之一;其二則是跳脫出既定理論框架的範疇,針對中國的政經結構及下層結構/基礎建設做出具體的分析。兩個場次分別以三篇研討會論文的發表作為討論出發點,接著由發表人相互評論,最後則開放觀眾提問。
 
陳奕麟指出治理性源自傅柯的生命治理概念,其實與市場經濟無甚關聯;相對的,市場經濟及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是古典經濟學與奧地利自由主義經濟的結合所產生的經濟學理論,這個有其嚴格定義的學院理論一直到 1980 年代才開始與政治意識型態重疊,並且匯流自由市場與福利國家管制兩個矛盾的概念,成為新的研究範疇。陳認為以這樣的經濟理論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經發展,其結果必然模糊不明。相對來說,他認為應該以地緣政治作為思考中國的政治實踐、民族想像等各種社會現象的核心。這種轉換思考範疇的呼籲,他以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後殖民主義、馬克思主義學界引發的爭議為例,指出底層研究帶來的啟發是,任何特定社會事實上都有其獨特的理論模式。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在各地的發展都有其特殊性,這也是他認為在面對當代「中國崛起」應該採取的批判分析視野。
 
Donald Nonini 是北卡羅來納大學人類學教授,長期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馬來西亞之華人社群。Nonini 從漢代中國管仲所提出的輕重論、鹽鐵論等古典經濟理論出發,指出商品價值的浮動以及國家對商品供需的管控,在中國有其特有歷史脈絡。他以 1980 年代中國的經濟政策的轉向企圖論證中國的政經發展既非西方傳統的新自由主義,也不同於蘇聯集團的後社會主義發展路線。 1988 年趙紫陽轉向新自由主義,廢除原來計劃經濟的「雙重定價體系(dual pricing system)」,開放自由市場的結果是快速的通貨膨脹,民生用品短缺所引發的民生問題也間接成為天安門事件的背景,導致趙紫陽最終退出權力舞台。隨後幾個月政府重新管控重要民生物資之生產與分配,在一年內解除了先前通膨危機。他將對企業、資本、人口等層面採取大規模管制的中共政經體制稱為「企業式寡頭政黨國家(corporate-oligarchy party-state)」,並且認為自 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政府在數位管制、信用體系的徵用都是前所未有的治理模式,難以簡單套用既有的理論典範。
 
Daniel Vukovich  任教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他從其近作《非自由的中國》(Illiberal ChinaThe Ideological Challen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發,強調他提出的所謂「非自由」意在反對極權主義國家相對於自由主義國家的簡單二分思維,並且其重要之處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現象對既有學界理論慣性的挑戰。他指出就自由主義以市場、經濟成長來去政治化以調節社會衝突的定義而言,中國的經濟體制與自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於此同時在例如《九號文件》這樣的政治聲明中,人們可以看見反自由主義仍然在中國政治、哲學層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樣地,Vukovich 指出 201120142019 年分別在廣東烏坎、香港等地的社會運動也同樣反映出儘管有自由主義式的訴求,但實際上整體運動仍受制於反自由主義的政黨國家結構。最後,他以中國社會主義特有的「民生(livelihood)」或說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宣示為例,這個概念不見於傳統西方社會主義,甚至可以說能歸納到新自由主義以市場經濟進行社會維穩的定義,但卻作為中國反自由主義的政治宣示。這些具體的現象都說明「中國模式」對既有的批評體系提出的挑戰。
 
三位發表人互相評論與討論的部分,問題意識圍繞於,若屏棄既有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那麼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陳奕麟認為市場並非中國國家發展的真正動力,而有更深層的特定影響因素,例如地緣政治。Nonini 引用 Bruce Kapferer  Marina Gold 的企業國家(corporate state)概念,指出在企業與國家治理之間在不論制度或具體政策走向的親屬關係,事實上幾乎是所有現代國家共通的現象。與會觀眾延續企業國家的觀點,提問最近中國對大型企業如阿里巴巴的一連串制裁行動中,國家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又應該如何在這樣的案例當中發展出特有的分析框架。
針對特定案例採取地方觀點的理論挑戰的確引發一連串的曖昧不明,這也是非常多觀眾持續追問的問題,包括若不以既有的政治經濟學範疇,那麼經濟主義與「民生」之間如何區隔?以及考量全球緊密連結的當代,譬如 5G、國際專利戰、甚至幾個月內就快速地改變全球政經現實新冠肺炎等,在這樣的個案當中,我們如何能以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而不採取一個更具普遍性的架構來進行分析?觀眾提問既然有新形式的「企業式寡頭政黨國家」作為治理形式,那麼是否大數據、數位治理可以說是新的治理性施展的空間?
 
這些在基進的理論反思下衍伸出的具體問題是集體思想工作的重要推動力,而在下午場次,以基礎建設為共同主題的發表也從不同的角度,補充並回應這些理論性嘗試及其問題。
 
側記 治理性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紀律性(下)
 
2021  10  11 日「治理性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紀律性』」研討會,延續著上午場次對國家體制、新自由主義等制度、理論的反思,下午的場次以「問題化過程」為題,由四位學者分別從科技治理機構、國際經濟關係、或基礎建設等面向提出具體分析,嘗試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現況提出有效的理論架構。
 
劉世鼎,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與宋林,任教於濟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關注中國的演算法治理,尤其是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中「健康碼(health code)」的實施。分成紅黃綠三色的健康碼分別指涉該持有人當時屬於隔離中、自我健康管理、或無感染風險三種狀態,並依照防疫級別有不同的出入公共場所出入權利;並且透過健康碼,政府也能追蹤任一個人的移動軌跡。根據傅柯的安全社會概念,在自由主義社會中,人民對危險的恐懼是治理合法化的背景,兩位作者認為健康碼不單純是一種防疫等級的識別,而是在每個人的日常實踐中同時形塑危險與安全的新典範。在新冠肺炎染疫風險之下,他們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典範已經逐漸轉向安全化,國家的監管包括數位治理、監視、演算法等,不只是由上而下的治理,也同時反映出人民由下而上對安全感的主動需要。誠然人民對安全感的需要涉及文化政治,意即治理者如何形塑安全這個概念,然而在治理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而難以以國家治理手段一概而論。
 
Ricardo Regatieri ,巴西巴伊亞聯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發表以「二十一世紀中國與拉丁美洲新開發主義的兩個階段」為題,分析二十一世紀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各國在基礎建設、國際貿易層面的夥伴關係,以及泛拉丁美洲政壇在 2000 年以來粉紅浪潮(pink tide)下的發展主義轉型。他指出中國-拉美貿易夥伴關係實際上是一不對稱貿易結構,中國主要出口資本、技術密集的產品,而相對地,拉丁美洲出口則以大豆、肉類、貴金屬等原物料為主;此外,中國在拉美當地發展之基礎建設也多由中國建設公司主導。換言之,雙方貿易關係的發展結果是中國對拉丁美洲在食物供給、物流、基建方面的掌控,並且同時快速培養中國自身的基礎建設發展能力。工業 GDP 佔比的下滑、對原物料出口及單一經濟體的過度仰賴被拉美學者批評為「新開發主義(neo-extractivism)」。然而 Regatieri 將從 2000 年到 2010年代中期的新開發主義稱之為「『進步的』新開發主義」,因為當時隨粉紅浪潮展開的新發展主義仍以解決貧窮問題、發展基礎建設與教育、承認原住民及少數族群權利、與獨立自決的國際關係為目標。然而自 2010 年代中期以來巴西、波利維亞等國在政權危機下,將海底石油、鋰等自然資源私有化、轉賣給各外國企業,他稱之為「『退步的』新開發主義」,在監管失靈的這個階段,自然資源、原住民權利所受的侵害都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Scott Lash 是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社會學與文化研究教授,他過去的作品從科技、媒體、符號、生命科學等層面提出對現代性的前衛解讀,是文化研究領域重要的理論家之一。在研討會當天壓軸發表,他提出以「生物群系政治(biome-politics)」的概念作為理解中國政治經濟的一條另類取徑。Lash 解釋生物群系從馬克思的(經濟)結構與上層結構體系來看,在結構下的是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在基礎建設之下的就是生物群系。生物群系,即涵蓋土地、水源、空氣的集合體系,也就是 James Lovelock 所謂的蓋亞(gaia),影響了文化的發展。換言之,文化是自然的的連續體,中國自古以來的長城、運河、絲路,到當代的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物流網絡,事實上都與自然條件緊密相連,是生物群系作用的結果。Lash 引用 Erwin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一書指出,有機生命體(the organics)必定是有組織的(organized),其與物理物質的不同之處在於,生命以新陳代謝、自我再生產為目標持續進行自我治理、自我組織。組織、治理做為生命的本質,他將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視為生物群系重新取得平衡以延續子代、再生產的過程。生物群系政治藉由連結原來自然-文化的對立,以此重新詮釋社會結構與生命的關係,Lash 以此作為認識中國基礎建設、生命治理、政治組織等複雜政治經濟現狀的出發點。
 
在提問與討論的階段,有觀眾指出,劉世鼎與宋林的文章所欲論證的新的權力形式,包括媒介、中介操作(operator)、感知層面具有的影響力,與 Lash 提出以深層的生態、地理為基礎結構的觀點之間,似乎可以互相作為彼此的概念與分析架構,這似乎就是一個脫離既有政治理論框架的取徑。Ricardo 也向 Lash 進一步追問,在生物群系政治的概念中,以開發與滅絕(extraction and extinction)取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典詮釋的積累與剝削,實際上意味著什麼?在這個對概念定義的批評中,也有觀眾嘗試回到拉丁美洲殖民主義的脈絡,指出剝削與開發兩個概念指涉實際現象時難以區分的曖昧性。生物群系作為原有結構理論分層的擴增,也引發進一步的追問,那們這個結構的分層是根據什麼而擴增,在生物群系之下還有更基本的,或是在上層結構之上還有除了帶著神學意味以外的結構嗎?這些理論結構是否還是應該回到分析層次為基準?
 
儘管研討會後半的提問與討論較為發散,但其實是屏棄既有具普遍性之理論架構的自然結果,從各式各樣的地方個案出發,並根據具體分析歸納出特定理論,勢必同時觸發在個案與理論層面的雙重挑戰。這些質問與挑戰中的大部分都難以一時提出準確的回應,然而在這些嘗試的過程中,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學者共同展現出的去中心化、在理論上重新定向的努力,試圖在既有的新自由主義霸權之下,從地方、從邊緣探勘潛在的另類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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