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国际中心

〈液态正义:以类造人的意识形态与治理术〉演讲侧记

  • 2020-05-11
  • qilds

讲题:    液态正义:以类造人的意识形态与治理术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
讲者:    吴哲良博士Dr. Che-Liang Wu
对谈人:    黄明慧博士Dr. Ming-Hui Huang
日期:    2020年5月5日

国立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资助出版Edith Sheffer的着作Asperger’s Children: The Origins of Autism in Nazi Vienna (W.W. Norton & Company, 2018)的华文译本《亚斯伯格的孩子们:自闭症在纳粹维也纳的起源》(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译者之一吴哲良博士借用Zygmunt Bauman「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液态」概念,以〈液态正义:以类造人的意识形态与治理术〉(Liquid Justice: Ideology and Governmentality of Making up People)为题,以译者并自己的关注的角色,演绎该书的一些重点,并试图延伸与之对话。「液态」者,流动也触摸不到;「液态正义」,指涉的即是非单一的正义标准,这是讲者用以形容在大众政治的角度,看待自闭或亚斯伯格症候群的想法与策略时所采取的不同,非单一种对待正义的想像能够概括。

「亚斯伯格」一词,有两种意思,一是医生亚斯伯格(Hans Asperger)这个人,二是以此人命名的一种诊断亚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吴哲良博士指出,当代社会一般透过医疗或者特殊教育的角度,去认识自闭与亚斯伯格症候群诊断,但甚少有去深究其起源。Sheffer的着作,则是以历史学的角度,去检视「亚斯伯格」。她回顾历史,指出Leo Kanner在1943年把「自闭」(autism)作为一门独立诊断,而亚斯伯格则在1944年的论文当中,把自闭视为精神异常(psychopath);及至1981年,Lorna Wing重新发现了亚斯伯格的论文,并确立了亚斯伯格症候群的诊断,但在描述当中使用了更中性的词语形容和界定。美国精神学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APA)在1994年把亚斯伯格症候群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 (DSM-IV),并将之于2013年出版的第5版(DSM-V)除名。当诊断的判断标准放宽,并增加了诊断人数后,被诊断为亚斯伯格人数更加大规模增长。吴博士指出,在被诊断为亚斯伯格的人数比例增高至颇为普遍的当代,理论上是属于严紧的医学诊断「亚斯伯格」,却在日常上成为了一个具普遍性且不严紧的形容词和社会标签。

吴博士在讲座中亦提及,战后重新发现亚斯伯格并把其引介至英语世界的学者,以及像之后的精神医学诊断当中,不少都忽略了亚斯伯格所处的历史脉络。在主流的历史上,亚斯伯格这人形象正面:虔诚天主教徒、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利用自己的职务救活了不少孩童……然而,Sheffer却在其生平中发现了不少可疑之处,例如:亚斯伯格虽然没有加入过纳粹党,但他确实有加入不少反自由、反现代、反犹太等和纳粹意识形态接近的组织,并且在纳粹佔领奥地利后不少大学教员被解僱之际,仍是少数保有教席,并在日后获得纳粹政府公职。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及纳粹佔领期间,在维也纳,不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亲法西斯、亲纳粹阵营,都有干预生育的人口管理措施,亚斯伯格本人亦赞成优生学和纳粹的绝育法。

在《亚斯伯格的孩子们:自闭症在纳粹维也纳的起源》一书中,Sheffer抽丝剥茧,具体地描述,亚斯伯格所处的纳粹诊断政权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治理技术等建立「诊断政权」,「以类造人」――吴博士称之为「免疫共同体」(immunity community);在这个过程当中,「灵觉」(Gemüt)从哲学词汇变成了纳粹诊断的基准,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灵觉、可否将之救治则是可否或是否有机会改造为共同体的一份子的基准,而国家界定一个孩子是否正常的权力亦因而增加。在战后,虽然没有证据直接显示亚斯伯格的诊断直接导致儿童的被杀,但是否代表亚斯伯格可以逃过共谋者的历史责任?吴博士追问,在纳粹或威权统治结束以后的社会,「以类造人」的馀绪是否仍在,并在民主社会中以更委婉的方式出现?

在演讲的尾声,吴博士回归到「正义」的问题。他提及,即使现在APA已经不把亚斯伯格症候群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但关于亚斯伯格的论述仍然在台湾的教育当中非常普遍,譬如有家长会希望强调自己的孩子是(高功能的)「亚斯伯格」而非(低功能的)自闭;至于怀疑自己孩子是否「亚斯伯格」的家长,在决定是否透过诊断的方式去确认与处理,则牵涉到家长如何接收相关的资讯,亦牵涉到例如可以因此获得资源或是害怕社会标签等种种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如何思考正义?又该如何思考诊断和治疗的方式(譬如透过人工智能诊断)?

在吴博士的演讲结束后,则是由该书华文译本的另一位译者黄明慧博士回应。黄博士的回应,环绕着「区分差异」(distinction)这一议题。她以俄罗斯的「圣愚」(Holy Fool)为例,在东正教未将其封为圣徒之时,其人就是村中一傻子;同样的村中一傻子,在现代的话,如果他没有经过诊断,他也不会是「精神失常」。她认为,「圣愚」可以未理解为「自闭」诊断分类出现之前的状态,而人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这些非常态的状态?

  
(作者:岑学敏 国立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