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国际中心

侧记 重新定位纪录片工作坊:亲近性与时间性

  • 2022-06-29
  • Angelo

转型亚洲媒体实验室系讲座

重新定位纪录片工作坊:亲近性与时间性

讲者: tammy ko Robinson  (Associate Professor, Hanya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 and ICCS Research Fellows/ Myoungjoon Kim (Adjunct Professor,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outh Korea)

撰文:亚际学程硕一 岑颖豪 

时间:2022 / 04 / 11

地点:交大光复校区人社二馆F106A

 

媒体可以是统识(hegemony)借以宰制文化知识的治理工具,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民众挑战统识、追求话语权力平等和民主化的媒介。在《转型亚洲媒体实验室》演讲系列的第二讲,来自韩国的 tammy ko Robinson 及 Myoungjoon Kim 教授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媒体实践经验与思考。

 

两位教授都是致力于媒体实践与影像民主化的研究者和行动者。两人由韩国的军事独裁时期说起,他们都长于那个年代出版和言论受到审查的年代。在风气云湧的大历史敍述底下,Kim 讲到自己在 1980 年代的大学里面参与学运和工运的细微经验。有一次警察撤出校园后,校园里忽然变成公共讨论的空间,无数的想法和差异得以从中萌发。

 

踏入 90 年代,随着韩国民主化和转型正义逐渐落实,数不尽的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社会也有更多条件使得媒体工具可以为人所习得。Kim 和他的伙伴在那时候会跟劳工团体合作,一起办展览,也会提供摄影技术教学。为了把信息带到更多鲜有接触的角落,让更多公众有机会参与媒体的生产和运作,漫画书、巴士突击放映、游击电台(Pirate Radio)都是他们会采用的策略。

 

在代议民主政制确立后,公共资源分配成为可以讨论的事,惯常批判国家和公共政策的行动者也需要转变策略。随着韩国政府加强支援媒体和影像,尤其是 2000 年的广播条例(Broadcast Act),Kim 和他的伙伴也成立了 MediACT 非营利媒体文化中心,致力于纪实影像的教学。他们多年来一直争取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媒体教育应该是大众可以平等获取的资源。政府应投放更多公共资源去改善媒体环境。媒体应成为公众可以民主参与的媒介。如今,至少在韩国各大城市,15分钟内就可以到达一个媒体资源中心。未来他们希望公共资源可以进一步向小城市和乡郊地区推广开去。

 

进入综合讨论环节,苏杏娟教授引述黑人女性主义者 Audre Lorde 对主流女性主义的批评:如何避用使用宰制者的工具反抗宰制者,过程中反而被宰制的逻辑所吸纳?放在媒体和技术的层面,两人是如何思考的?ko Robinson 忆起她跟 Lorde 过往也有类似讨论。她觉得自己目前所关注的项目,例如 Podcast,本身反而是相对不受制于算法,很重视人与人关连的媒介。现在很多媒体行动者和艺术家也在探讨跨媒介的形式。这些另类取向或能挑战由统识主宰的媒体运作逻辑。

 

杨子樵教授接着询问独立行动者在争取国家资源时,如果处理跟国家机器的关系?公民社会如何避免为国家所驯服?Kim 提到 MediACT 内部也经过反复争论。他们觉得民主化后的国家起码是一个可争取的空间。100% 抗拒收编是难以做到,但拿国家的资源也可以用来做自己的事。成绩做出来了就是切切实实的改变。

 

一些同学问到,当代很多地方仍然有严格的影像审查,国家机器仍然是个霸权般的存在。媒体的民主化又能如何在这些地方做下去?ko Robinson 引述当年韩国的经验,如 Kim 津津乐道的一些野猫式(hit-and-run)的影像游击。这些行动在跟权力搏奕的过程中,反而能团结起更多的人。Kim 补充道,可能是带着张力和矛盾地追寻创意,才能让最有意义的东西显现。虽然,独裁的伤疤,即使在民主化后都会继续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