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日

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解殖：全球殖民性与世界失序》

（新竹：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新书论坛侧记

陈毓庭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何卫华教授在论坛中首先说明了去殖民性理论的特点，第一，就认识论而言，去殖民性指的是与现代性脱钩，拒绝了默认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为潜在现代国家的话语。后殖民主义以自我批判的姿态赋予殖民性新的定位，将目标放在世界市场与资本流动，并与西方霸权重新结合；去殖民性理论则是选择从拉美等地区自身出发，建立替代性方案以拒绝现代性的逻辑。第二，权力殖民模型（Colonial Matrix of Power, CMP）的概念透过分析各领域间的互动，避免视野窄化而落入文化主义或经济主义的问题。同时，此概念体现了目前不论是第三世界去西方化或西方国家再西方化的策略，都依旧在争夺CMP的领导权，若不跳脱此一逻辑，则权力的殖民性仍会存在。第三，以拉美等第三世界立场与思想资源出发的去殖民性理论对未来的设想，一方面，何卫华作为中国学者认为，其理论目标更多为欲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获取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去殖民性理论的确以其对现代性采取的绝对否定，并且以对生命的呵护与共同体和谐成长等替代方案为立论。

接着，何卫华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与「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说明中国视角的去殖民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是世界主义的中国式表达，也是去殖民性理论的新一代大地法（nomos）的思想资源。过去，中国去西方化的策略仍在现代性框架中，但一带一路是克服权力殖民性的尝试。

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王智明谈及解殖与外文研究中的翻译问题，以及解殖中的语言与情感，并尝试放入两岸关系的思考中。殖民性与现代性共谋的状态，显示了非西方自我现代构成中如何被殖民性影响，而这与外文研究怎么落地转译（rearticulate）西方文学思想的课题颇具关联。牵涉到（一）知识的转介与社会互动，（二）主体塑造与慾望的导引，两者在体制层面上都可能被放置于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与感性配置中。

首先，翻译在跨文化与跨地域中进行，对非西方来说是趋向普同、进入现代体系的方法之一。比如人工智能翻译（如Google translate）实现了全球化，并缩短文化语言差异的状态，同时作为知识殖民性的存续工具，更显现了翻译如何在其与在地知识间协商与重新提出抵抗与认识论的不服从，换言之翻译不必然可与原文互通，但足以在接近中展现异质、暴力与抵抗。再者，非西方世界从自身种族化身体理解了现代性侷限，欲回归自身知识传统以发展自己的现代性时，意识到「我们的现代性」与西方思想共构已久，面对「相关性」的诘问时，陷入模仿与反抗西方之间的状态。

王智明也提出，「一带一路」此例如何呈现西方既有的体制与国际体系逐渐对非西方失去领导权，而非西方如何尝试改写资本行进的方向与论述形式。西方价值——民主与自由，在被西方拿来妖魔化他地时，事实上正反噬并威胁着西方文明自身，那么，如何落实民主与自由但不踏入此一循环就是解殖要思考的课题。比如两岸与两韩在主权国家想像与替代性统合实践上的摩擦，源于殖民性的现代性，使得人们一方面意欲解殖，一方面无法放弃主权神话的殖民语言体系。解殖的现代性之思考，即从怎么以非国家的角度思考生命，好好生活、与他者共在，提出对民族国家的生命不服从，走出一条营生之路。

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刘纪蕙教授言及两个如何思考解殖的思考面向，一是认识论解殖，二是第三代大地法。被认识论指称的系统性体系，透过体制化复制自身，即权力殖民模型，本地知识分子接收与翻译殖民者认识论时，可能因此压抑到本地原有的认识结构而使得地方历史成为全球整体设计。那么，若要与殖民知识脱钩、进行认识论不服从，则要从底层知识（subaltern knowledge）出发。比如18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知识建构为西方翻译的启蒙知识，晚清知识分子则将此再次翻译为中文，并以中文语汇使外来知识自然化，在自行诠释中体制化。知识范式的转型与内化揭示了殖民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第一步是面对内部殖民结构的问题。

参考Carl Schmitt对于nomos的分析，可以得知大地法涉及占取、分配与生产。面对第三代大地法的金砖国家与发展主义，其作为资本主义延续的后资本主义，该如何思考当前的大地法与空间占取的认识论结构之变异，并转向非占取性的母性文化？文化流动的复杂性在于，文化接触与融合往往不只是单一地排除原有的在地文化，而是融合传统压迫语言体系，以新的形式再生。那么可以说，每个文化都有其内在压迫体系的论述形式与资本累积、世袭垄断机制，在接受与翻译外来思想前，本地社会已有接收的土壤，遂可将外来转化为可内部治理的模型。正因此，后殖民社会难以脱离殖民体制，其中的殖民性权力结构未被撼动。

其中，因网络秩序而显现的新的大地法——网络强权（cyber power），作为新型态的空间秩序争夺，同样包含了空间占取及劳力剥削。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包含空中丝绸之路（Air Silk Road），这都是我们必须持续观察的议题。

米尼奥罗教授回应，现代性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而是一种说法：你要追上某个时代、某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现代性，为欧洲制造与服务，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宣称其历史地位，但当时有很多其他的文明存在与发生，如波斯文明等。而这一套文艺世界历史的进程的说法，是从欧洲传到美国再传到亚洲、非洲。回应何卫华的发言，米尼奥罗不只关注经济上的控制，更强调对于我们脑袋知识上的控制与断定。现代性从16世纪开始，即不断灌输成为一种让人感觉自己追不上、不属于、还没开发、野蛮的压力。殖民与殖民性的区别，致使尽管殖民结束了，但殖民性并未结束或被检讨；比如美国已不是传统上的定居殖民形式，而是采用驻军、社交媒体的方式进行西方化。同时，现代化到底好或不好并非评论重点，而是要去指出现代化是如何普同化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观中，各地的思想都被统一为前述文艺复兴、启蒙式的文明起源论调。如王智明所说的，非西方国家在追寻自身现代性时不全然是拒绝再西方化的姿态，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在遵循殖民性逻辑。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没有一个截然分别的文化，所有文化被以一种有权力阶序的方式连结在一起。当要说明去西方化时，是要解开一个一元的世界，迈向多元、多方权力中心的世界。翻译时要面对两个不同文化与其不同的主体性，因此不该追求普同性的翻译。

在90年代，人们谈论现代性却忽略了殖民性，但我们事实上存在着「现代性／殖民性」的问题，也就是被现代性所掩埋的那一面。因为现代性的思维语言往往担保人类的未来与发展，然而事实上现代性需要很多的挖采资源，对人民产生很大的政治环境的冲突。去殖民性关注的是人民而非国家，因为它关乎人民如何重拾人的尊严与责任，如何去打破我们在全球化之中却不被听见的状况。

论坛最后，观众提出新疆的议题，以及去西方化与去殖民性的差别，包含是否非西方的发展想像依旧是建立在西方现代与进步的基础之上，那么它还可以做到去西方化吗？若这造成了比如新疆回民的压迫，则该如何思考？若西方自由与民主不再是个可操作的范畴，那怎么思考其去殖民的替代性方案将会是一个问题。

刘纪蕙提及，在地社会往往有很大的内部殖民能力与历史操作，比如过去中国对于其周边的殖民，以及越南如何学习中国此一进贡体系，因此，当我们将思考转回本地资源时，不能无视自身历史亦有其长久的制度、论述与教育以巩固其优越性与殖民性，若殖民性是一个概念架构，它指的是权力位置的不对等，以及权力不对等如何被巩固与复制。每个文化与语言在成为一个持续的文明体系时，都有它自己的符号操作以延续自身的模式，因此去殖民性在历史中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持续在发生，它都要被实际地分析。

王智明则认为，在这个时代，多样性的出现代表单一的普世性将被协商、有多个版本乃至于被挑战。在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后，我们更具备挑战现代性的知识储备与能量。当把内部的殖民性与种族的问题放在一起思考时，不论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操作所面对的边境问题或观众提出的新疆问题，都无法跳过种族与地理两个关键，好比台湾社会中汉人种族主义的存在，我们必须真实地面对，而不只是回避或接受某种官方的说法。而所谓现代性的民主的破产，指的是一个体制的破产，而不表示概念本身的破产，换言之，民主可能不只有西方投票体制的单一想像，那么具体更激进的民主实践可以如何展开？

讲者提出，殖民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判断谁是西方化、谁是去西方化那么简单。比如我们看见一些中小型国家，彷彿在这中间跳舞，既不是要跟西方完全切割，也不是要跟中国、俄罗斯亲近或搞关系。所以关于CMP的概念并不全然像在棋盘上，谁是西方化、反西方化的阵营那样对垒分明，每个国家都在找自己的位置。然而在座的我们都是在探问殖民性的问题，关注人民如何好好生活。我们也许可以为民主或自由而战，但不是由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可以去追求民主自由，但更根本的是好好生活的目标。

最后，阳明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同时是译者之一的唐慧宇提出一思路，书中米尼奥罗提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左派都是冷战时期的语言，并且不只一次强调当前提出的解殖概念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区隔；但回到中文左翼语境时，解殖此一概念似乎已内涵了种族意涵，和英文中强调阶级问题的左翼传统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