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名称：中国崛起下的中国恐惧 
Event Title: Sinophobia in the Rise of China 

Session 1. Sinophobia: What’s in and behind a Concept (and its Politics)

 

 

日期Date：111.10.10

时间 Time：9:00-18:00
地点 Venue：阳明交通大学人社三馆 R103 室 R103 HA Building 3, NYCU,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线上 zoom meeting 与现场同步进行）

主办单位：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台联大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台联大系统亚际文化研究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

指导单位：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发展处 

Organizer：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画 

活动链接Link：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 文化研究国际中心 (nycu.edu.tw)

 

Session 1. Sinophobia: What’s in and behind a Concept (and its Politics)

Chair: Derek Sherid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lain Brossat, Prof emeritus Paris 8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rom Subalternity to All-out Sinophobia - The Mental Noose around Taiwan’s Neck

 

Allen Chu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Beyond Race-ism: Reframing Sinocentrism in the Making of Identity at the Margins

 

*Magnus Fiskesjö: Cornell University (USA),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Fear of the Others: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Uyghurs as a Threat and a Target

*Magnus Fiskesjö学者当日未出席

 

侧记撰文：树木林（国立清华大学亚际文化研究学程硕士生） 

 

 

本次研讨会将「中国恐惧」这一暗含「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结构的认知概念，及其所滋生的焦虑、不安、恐惧、仇恨等分裂情绪，放入当代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经济脉络中做批判解殖的思考——此举有切实而深远的意义。当然，对「中国恐惧」的探讨充满各种可能，为了更好地激荡出概念之下对具体现实的反思力量，研讨会将讨论范畴限缩于亚洲地域，从问题的总体性辨析到具体性分析展开，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

本侧记聚焦在第一部分。作为一个概念（表相），「中国恐惧」背后所指涉的权力关系（实相）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部分中，三位学者采取了交相辉映的不同立场来阐明各自对于当下危机的看法，将对历史现实的反思拉伸出多样态的光谱，充满张力与思辨性。

在陈奕麟老师剪短地替Brossat老师为在场的听众说明其不便出席的缘由后（图1.），主持者谢力登老师随即补充到Brossat老师有专门录制了两段演讲视频，我们将以此播放。于是开始了当天的第一场演讲（图2.）。

 

 

图1. 陈奕麟老师在做开场白，为研讨会举办的意图与过程之不易做有趣而简短的汇报

图2. Brossat老师的拟身像，「他」正在认真地发表

一、从属下性到全力恐中——套在台湾脖颈上的心理绳索（Alain Brossat）

 

 

Brossat老师从个人生命经历出发，在开场白中讲述道中国恐惧如何对他而言是一个切身、在场的经验：在西方日常情景中（Sinophobia en situation），这一概念直接幻化为白人对一张泛东亚面孔（an East Asian physiognomy）所怀有的恐惧。因此，这是一个关于脸的问题（a question of facies）。脸的背后是殖民历史中的权力结构演变至今，世界由种族主义的文明区隔延续至当前愈加分裂的文化「内战」现实。

老师的演讲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围绕「中国恐惧」这一概念做历史系谱学的分析，从殖民至新冷战以来，「中国」如何持续地被西方建构为一个彻底的他者身份。这套话语系统在过去如何被殖民者制造？在当前再制造的过程中又反映出什么样的权力关系？我们如何思考历史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第二部分聚焦在当前东亚，尤其是台湾的处境上。作为边缘地方，台湾对中国的恐惧情感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由谁主导？这一心理在其追求独立自治的诉求中，如何受制于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图谱，成为中国恐惧、地方分裂的制造者、新冷战的牺牲者……

1. 西方白人中心主义心态对中国恐惧的历史话语制造（making）

近现代以来，裹挟在西方启蒙理念与人文价值中的是帝国与殖民主体对异文化他者的侵略历史。作为西方文明之外的「中国」、「中国人」，一直以负面的形象（bad other）出现在西方话语中。从鸦片战争到韩战，「黄祸」（“Yellow Peril”）这一充满种族歧视性意味的符码已深植于东亚人的面孔之中；与之相对的象征「启蒙」、「理性」的殖民者，以此合法化自身的侵略行为。

在当前新冷战的语境中，西方将中国恐惧重新聚焦在崛起的中国大陆，过去「黄祸」的种族歧视心态遗留至今，只不过转用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包装。中国仍是西方自由、民主、普遍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他者，是野蛮、独裁与极权的象征，新自由主义民主精神的敌人。

本质上，中国恐惧话语体系的制作，是西方白人中心主义者用以区分盟友/敌人、文明/野蛮、同质/异质的身份界线。以区分为目的的命名过程可谓是殖民之署名（the signature of the colonial）。历史的连续性即体现于此，以单一的二元修辞来与他者划分界限。但今日中国恐惧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旧有阵营间的对峙，更是在分裂成碎片状的多元世界与种族（worlds and species）之间所兴起的或结盟或对抗的裂变冲突。当前的中国恐惧，就发生在东亚的面孔之间。日本、韩国、台湾各自抽离出互通的亚洲文明土壤，变身为美国霸权（hegemon）的盟友，接纳了普遍主义、帝国主义的民主论述，归化为中国恐惧的制造者。

2. 台湾边缘心态下的战争话语：亲密的敌人

随着台湾的政治精英致力于追求台湾独立自治，中国恐惧的论述愈加流行开来；此类叙事借用了昔日殖民历史的种族主义修辞，力图将自身与中国政权乃至中华文明区隔开来，以引爆战争的话语来完成自身民主的净化。

究其根源，在于处于属下位置（a position of subalternity）的台湾精英阶层所产生的幻觉（phantasmagoria）。慕权的精英阶层认为，寻找台湾的出路唯有模仿、学习主人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aster），生产中国恐惧的话语，才能以此获得主人的保护（实为压迫），成为其盟友（实为属下阶层）、好搭档（实为客户）。另一方面，台湾现代历史的叙事也在建构属下性的边缘心态：一个持续不断地被不同的主人支配的历史叙事。在此种属下性的历史心理延续中，精英阶层制造出的一套规则或象征性的制度（an order or a sort of symbolic institution），即是以西方白人的面孔作为自我认同的主体，而将中国恐惧的意识形态渗透入全社会（包括学术机构）。这正不可避免地造永无止境的中国内战僵局。

今日台湾的属下性心理表征在其对独立的政治诉求中，甚至由根本视之，依附性、属下性心理与对主体身份的承认、对独立主权的想象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纽带（link）：独立的幻想本质上受控于今日的新主人。一旦绳索拉得过紧，台湾将会将自己捲入中美对台的代理人之战（proxy war）之中，而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因此，面对新冷战西方帝国主义的民主话语霸权，Brossat老师主张「东亚面孔」应回归到原初的族群文化、历史主体位置。在日常生活与历史叙事中，维护古老文明的有机纽带（an organic link），地方才有共和、共同发展的未来。每一个个体都无法摆脱个人的族群面孔，此乃个人携带的族群本性（nature）。东亚面孔，固然携带着「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与「东方」对「西方」的错位投射，边缘的东亚族群唯有看清西方的霸权运作机制，认清自身庶民心态中的依附特质，反思历史与现实中的误读与叙事冲突，重建Chinese地方族群的身份认同，才能有效地停止再造地方分裂、内战乃至与霸权体系相抗衡的局面。

但，相较于更像白人的东亚面孔（属下性心态），何为本真的东亚面孔？如何思考边缘的位置？如何书写边缘的历史？中国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迷思。

 

二、在种族—主义之上：从边缘的身份认同制造中重新界定中国中心主义（陈奕麟）

Brossat老师借由对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制造过程展开批判，进一步揭示出台湾精英阶层拼贴、挪用中心修辞的行为本身，是属下性历史集体心理在发挥作用，以此提倡台湾应回归到地方族群文化中去寻找原创、本真、另类的答案。陈奕麟老师（图3.）同意中心霸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边缘地方社会的思考模式，但若将答案安放在地方固有的身份认同上，实则是在将问题做简单刻板化处理（「属下性」、「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是宽泛且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此举会将现象与答案混为一谈，因果混同，论述也会再度巩固对地方刻板的属下位阶印象，化身为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再殖民。

图3. 陈奕麟老师正在发表他的演讲内容

因此，老师将问题翻转过来，从边缘视角出发，探问地方社会是在怎样持续变动的政治经济语境（context）中，策略性地制造自身的身份认同（representation）？在地方主体对「族群文化」身份界限的想象、建构过程中，如何反映出地方社会内部的矛盾关系（族群、阶级）——又折射出地方与全球系统（尤其是当代中国中心主义之霸权）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张力？

这背后切实的意图在于，我们该如何思考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过往的中心化经济与民族主义政治如今已被新的事务准则（transactional norms）所取代。地方中的权力关系与中心霸权系统之间所存在着的多层（multilayered）互动关系，它们如何巩固、延展或抑制中心霸权的势力？此过程中又折射出中心霸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历史性共谋？不同地方如何寻找到因地制宜的解殖道路？——这是当下学者们应共同致力于探索辨析的思考方向。

为了能更具体地论证边缘/地方视角所具有的论述盲区与潜在洞见，陈奕麟老师挑选了Franck Billé的专着《中国恐惧：焦虑、暴力和蒙古民族身份的制作》（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2014）和Uradyn E. Bulag的论文〈从不平等到差异：「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阶级与民族性殖民悖论〉（“From Inequality to Difference: The Colonial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Socialist’ China”）（2000）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从Billé对蒙古人身份制造的论述中所隐含的文化极端主义（cultural extremism）出发，我们应如何反思并重新定位作为指涉概念的身份认同与中国恐惧？另一方面，从地方身份认同建构的修辞策略出发，我们应如何打通多种角度、多种面向，对当下全球中心霸权体系的转型变化进行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又应如何才能及时有效且因地制宜地做出具体的解殖回应？

1. 地方的政治：关于蒙古人的身份制造（making）问题

Billé老师的专着（图4.）在此处所具有探讨性意义在于，他以中国恐惧作为研究的切入口，书写处在亚洲边缘、同样是东亚面孔的蒙古人，如何经由中国恐惧制造出民族性认同的过程。Billé的写作策略可以使我们带着批判的距离，反过来反思应如何在身份认同的具体制造过程中重新定位中国恐惧；并追问在恐惧、认同的面孔迷思背后，到底什么才是问题的核心？

图4. 书籍封面

蒙古与中国古来早有建交。Billé将论述范围限定在1960至1990年代的现代蒙古国的后社会主义阶段，蒙古在与俄罗斯、中国的互视关系中制造出非中国性、非亚洲性的蒙古族群族群身份认同。Billé分析人们如何在一种自我投射的中国恐惧阴影中，重新活用旧有的流言、故事、记忆等叙事素材，在当下的文化与语境脉络中定位、言说自身，并经由仪式化的展演、规范化的实践，制造出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认同。这一过程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中国恐惧的指涉威力，使之成为一个笼罩在蒙古人身份意识上的魑魅魍魉。

在这里，中国恐惧是一种文化想象与政治话语，是塑造蒙古民族系统性意识（systemic conscious）与无意识精神（unconscious psyche）的根基（basis）。在蒙古人的意义世界里，俄国人象征着现代西方，中国人则是表征与现代精神（ethos）相对立的负面野蛮景观。借由这二元对立的正反面镜像，蒙古人得以确立自身社团/共同体（communitas）想象的边界，并不断地通过各种展演来强化认同。

Bill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跨语际的翻译过程中，中国恐惧成为蒙古人制造自身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 view）的实质。

此结论在陈奕麟老师看来，带有极端主义的文化观点。其主观性过强，身份制造的文本与对应的情境有互相印证的关系：为证明蒙古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ethnos）、社群/共同体（communitas），Billé的中国恐惧叙事建构依附的是既定的政治与经济现实情境，并以之作为蒙古人身份认同制造的直接答案；却未反思想象实践作为情境中的一种行动策略，打开了什么样互动关系下的「播散空间」（space of dispersion）（陈奕霖，1996），以此来深入思考地方社会的本相及其历史变化的过程（互动与情境）。因而Billé所做的叙事生产仍停留于对现象的表面解读，而非对问题本质的诠释。放入在当前的知识权力语境中，Billé的学术写作沦为对边缘身份者刻板印象的二度再现。不仅钝化读者对地方政治、经济现状的知觉，也弱化进一步将蒙古人世界观进行多点比较的研究意义，乃至从中反身思考各地方当前的政治力量、社会冲突、文化危机状况的本相。

相反，在Uradyn Bulag的论文〈从不平等到差异：「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阶级与民族性殖民悖论〉（“From Inequality to Difference: The Colonial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Socialist’ China”）里，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的世界观如何成为行动者在互动关系情境中即时地对自我进行调节的手段：强调自身的族群身份以对定位性（positionality）的阶级身份打通弹性的协商空间。

同样是从地方视角展开对身份认同的制作思考，Billé与Bulag的论述差异在于，前者看到文本与社会情境间所存有的互为印证的关系，但也受限于此：Billé以既有的中国恐惧论述作为制造蒙古国民族认同的根基，叙事反过来将蒙古国民族身份认同本质化、自然化，不仅再度制造出中国恐惧的幻象，也进一步巩固「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后者在熟悉文本与社会情境互文关系的基础上，更看到社会情境中的不同群体所展开的具体的实践互动，从中深入地方社会本相，展开对权力微观作用机制的思考：Bulag将民族认同视为中国境内内蒙古族群在不同权力关系语境中，所主动做出的策略性自我定位及对他者的想象，是在互动过程中经协商而生产的联带话语，而折射出地方历史变迁情境中的微观权力关系。

因此，地方族群的身份认同其实是主体在历史政治脉络与日常生活情境中，戴上想象的面具进行既被动又主动的扮装、展演、言说实践，而非一张与生俱来的归属面孔。我们要从面具中看到的是，主体如何在多方政治力量角逐的复合（multilayered）语境中，打开微观、具体的实践场域，从互动中对其身份认知进行持续修改的延异过程，以此兼并地方视角中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反思。

中国恐惧、边缘性、现代性、民族认同、民族性、民族心态、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诸如此类的空泛概念虽影响着问题的表述，但并非问题的实质，它们仅仅是（边缘）主体在相对的位置关系中的表征再现，一种政治想象、政治话语，而无法直接作为矛盾现象（问题）的答案。研究者既应看到叙事概念对应的政治经济语境脉络，也应看到概念经由主体在关系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实践情境，提炼出多元、矛盾、异化的表相如何在时间向度中折射出地方政治权力关系的复合动态行迹，才算是触碰到问题之本，解殖之路也在此开始。

2. 比较研究：以多点地方政治作为折射中国中心霸权的棱镜

重新架构「地方政治—中心霸权」的互动研究框架 ( 注1 )：

此处的地方与中心是成对又相对的概念（也不应忘记它们作为后殖民知识概念，依旧继承自现代世界「中心」体系）。我们从地方的主体位置看中国中心的权力体系，考察地方政治，但中国在此语境中也可以是一个地方；意即，中心在这里成为他者的概念，它是由具体的地方政治折射而成的总体权力系统。这是我们希望耕耘以把握的权力宰制与意义之具体与总体本相。

(1) 地方实相/总体事实（fact）：地方的地理生态与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包括地方地理环境与生态资源、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产业链条结合的地方经济生业、地方社会组织方式、制度体系与基础设施网络。

  (2) 地方表相（representations）：地方的叙事—意义系统。中国恐惧、民族性、现代性、亚洲性等文化、政治的复合想象，其叙事结构与地方实相架构有对照关系。如上文提及的Billé的写作策略，他看到了地方实相与表相的互动，但忽略了意义生产过程中的实践空间。地方表相在实相/总体本相的基础上，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持续地重构地方族群的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重新区分地方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的身份界线。此实践的空间更新地方的叙事—意义系统，也间接影响地方的地缘政治经济图像（实相/总体本相）。

(3) 地方具体本相（reality）：地方在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实相）与叙事—意义系统（表相）中所敞开的实践空间——权力遭逢的力场、事件发生的地带。地方社会内部的不同阶级、社会关系行动主体在意义的缝隙中有策略地展演、协商自我的定位，重塑意义系统，并参与到地方实相的活动中。一个开放的历史命名时刻，同名异义的交锋处，意义延异的场所，权力关系的观测站台。

它与地方总体本相之间的交错关系便是地方政治的真相（truth），我们以此作为一面（经多点比较后）能折射出中心霸权运作机制的棱镜——

(4) 多点地方政治/中心霸权真相（truth）：经由多个地方棱镜移动、比较而折射出的中心权力宰制与意义的行迹网络。从具体中见总体，总体中投射出矛盾、多元、异质的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在此视野中地方主体能以反思性意识，更有效地在各自社会场域中尽己所能，参与到互通的解殖行动中，乃至形成反思、解殖行动的多层网络( 注2 ) 。

我们力图探索的问题是，已成为资本家的中国，其建构的中国中心体系在国家与资本的组织结构上有哪些新变化？它如何与西方的旧殖民中心体系竞争、联结、互哺？如何通过金融资本影响、控制地方的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如政治正确）？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我们自身中国恐惧的来源是什么，才能读懂自己的恐惧。中国恐惧是地方政治—中心霸权体系中权力关系的张力表现（表相与本相），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关系中潜藏的真正伤害（真相），以便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思考、行动的疗愈——乃至为中心霸权的再生产设置障碍，为地方共生创造时间与空间。

 

3. 对他者的恐惧：将维吾尔人视为威胁与目标的动员（Magnus Fiskesjö）

 

图5和图6. Magnus Fiskesjö老师

Fiskesjö老师（图5和图6.）当天未出席，此处根据他提供的讲稿摘要以及此前他与Rukiye Turdush合着的论文〈档案：维吾尔族妇女在中国的种族灭绝〉（“Dossier: Uyghur Women in China’s Genocide”）（2021）( 注3 ) 来对老师的论点做简要的概括，以帮助我们将三位老师的思考路径定位在坐标内，对中国恐惧的概念—政治问题有更立体、深入的思考。

Turdush和Fiskesjö老师的论文〈档案：维吾尔族妇女在中国的种族灭绝〉，以访谈、统计数据、媒体相关报道为研究材料，将中国政府所谓的「新疆再教育营」、「职业技能培训」、「族际通婚以利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脱贫发展致富」等一系列官方措辞，还原为针对东突厥斯坦地区的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穆斯林族群，所实施的殖民与种族灭绝政策，并以此作出政治化的诠释。

Turdush和Fiskesjö将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统治定性为殖民主义行为，主要依据的是中国政府对地方族群实施的同化政策。在今日中国政府宣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口号下，以汉人文化为主的中国性成为正统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典范，而少数族群所代表的异质文化则受到压制，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潜在敌人，乃至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尤其在当前中国中心主义的一带一路项目中，该地极富地缘战略意义，成为中国得以向中亚、欧洲各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必要关口。此现实因素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府采取法家传统的威权主义治理手段，以严厉的责罚、监控、种族灭绝政策，将地方的力量系统性地彻底收边至中央权力中心。

另一方面，两位学者将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殖民治理政策，判定为种族灭绝的行径，依据的是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  的 法律条例： 

中国政府将大量维吾尔男性关押至再教育集中营，并针对维吾尔族女性（1）强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对育龄期妇女实施上环或绝孕手术），使该地出生率至2017年以来骤降；（2）施行由国家赞助族际通婚（国家公开实施的强奸侵犯），对妇女以将亲人送往集中营为要挟，对汉族男性则施以利益为诱惑，视维吾尔族女性为商品；（3）以脱贫名义强制送往内地工厂流水线做廉价苦工，且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监视并限制人身自由；（4）关押于集中营，实施集体轮奸与性折磨；（5）被要求接纳汉人官员入屋同住，期间发生多起不受控的性侵事件。

这些行径已达成了ICTR对种族灭绝的定义：「种族灭绝并不是指彻底地灭绝某一团体，而是只要某行为触及条款Ⅱ（2）（a）至Ⅱ（2）（e）中的任一项，带着特定的意图试图『全面或部分地』毁灭某一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即为种族灭绝。」其中，中国政府违反的条款有：2（d）「在团体中意图实施生育阻隔的措施」、2（b）「对团体成员造成严重身体或心理伤害」以及2（c）「故意对团体的生活条件加以打击，以使其身体部分或全面受到毁坏」。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妇女所实施的大范围绝孕、强行控制生育、两性区隔、强制劳动、集中营关押、强制族际通婚等政策，已然构成种族灭绝的罪行。

Turdush和Fiskesjö老师的写作策略不仅意在揭露中国政府的暴力行径及其背后的法理，同时也力图重建东突厥斯坦被殖民的历史叙事，以此为当下东突厥斯坦的解殖行动提供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必要性的政治化论述基础——

早在清政府灭亡后，该地在全球解殖浪潮中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因此，中国政府对其统治实为再次的殖民侵略结果（虽然这一结果最终得到联合国官方的承认）。中国政府的殖民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官僚组织方式与法家意识形态）。在政府意图将全民族汉化的殖民政策中，边缘他者被中国政府制造为国家内部急需清除的意识形态敌人、低等野蛮人。边缘者中的维吾尔族妇女，因其子宫被视为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文化的象征符号（土地、国家、荣誉、尊严、突厥文化），而成为殖民者以意识形态与暴力手段进行直接摧毁的目标，施以种族灭绝政策，以此确保东突厥斯坦作为中国的殖民地「新疆」而存在。

在此次会议的摘要中，Fiskesjö老师将帝国中心对边缘他者的身份建构进行历史纵向与地域横向的比较，指出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是对美国在9/11事件后所制造的反恐战争叙事的直接借用；而此套恐怖主义修辞更早源自过去帝国殖民者对「野蛮人」异质身份的划分建构。互通的政治修辞背后是中心权力者共同的对野蛮人/他者的恐惧。因此，在中美各自对维吾尔人的表述之间，Fiskesjö注意到，即便双方意识形态对立，但彼此交换着对称的话语逻辑，共同将维吾尔人建构为恐怖分子/野蛮人。在此全球帝国体系中，维吾尔人作为双重中心的边缘者，正成为世界中心秩序的威胁与打击的目标——在法律之外，以战争的形式。

在Fiskesjö老师的诠释中已然看到他的政治立场，他选择了将东突厥斯坦族群问题政治化，以解殖之名号召维吾尔族与其他突厥穆斯林族群重新实现地方的独立自治。但这好比犹太复国主义，老师仍是受限于所谓民族性的族群面孔之中，而未看见底下更多的实践空间（地方内部的矛盾，中心与地方之间互动的灰色地带，等等）。Fiskesjö老师政治化的叙事建构，充满激进性、行动力，但这是否也是一种简单化诠释？是否仍存在盲区，可能会带来更多地区间纠纷（碎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而非融合（integration）？是否也在制造地方对中国的恐惧，乃至促成更多中心势力对地方话语、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如何在急迫的局势中平衡思考与行动（Fiskesjö老师的写作类似政治游说，其优点在于能快速地划分敌我，短时间内或许可以获得国际不同阵营间的帮助而给中国政府带来压力，但长此以往呢）？我想问题确实需要从多个边缘视角出发，对中国性与地方现实处境进行联合的认知反思与解构。唯有对自身的处境拥有清晰、广阔的权力机制作用视域，地方才能实践出共生的联结关系；而不是一再地画地为牢，沦为中心之间巩固自身权力的共谋者、牺牲品。

何谓解殖？

 

4. 小结

在今天中国崛起的语境中，思考中国恐惧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我们又该如何思考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根植于历史特定脉络里的概念，它携带着过去殖民主义的定义，潜藏着「黄祸」的种族主义阴影；但在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语境中，它更指涉对崛起的中国中心的恐惧，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其变化中的权力运作机制，而感到被加倍放大的不安。

解殖始于破除概念、话语在二元结构中的单一定义，而意识到内部的多种声音在情境中互动、协商、翻译、变化的过程，以此反思话语意义的权力行迹；又在当前的权力关系场域中，为根植于历史的行动打开新的认知、实践空间。三位讲者老师从不同的批判立场出发，对中国恐惧这一概念所作出的界定、诠释及反思实践的空间各有不同，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恐惧的立体认知，也提供了不同的批判路径给大家作参考。

中国恐惧在Brossat老师看来是一个西方中心的殖民主义延续至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老师从西方中心看边缘地方，将主要的笔锋直指西方中心霸权，批判受困于属下心态的亚洲盟友，如何持续地以西方中心作为标准，展开民主意识形态战争，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彻底非人化的他者。但相较于西方中心，Brossat老师对中国中心、中国的殖民/治理方式未做过多评判，认为一直以来对中国的主流论述（如极权政体）都是西方霸权意识形态宣传下的产物。在东、西不对等的话语权力关系中，Brossat老师有意为中国的另类实践保留评判的空间，并号召台湾应摆脱殖民历史建构下的属下心态，在中华文化中寻根，探索台湾的另类实践可能，以脱离西方霸权的掌控。

相较于此，陈奕麟老师认为对战后台湾而言，中国化（sinicization）在本质上已说明中国政府是一个殖民政体（colonial regime），不仅体现在国家的镇压方式、政体种族化（ethnicization of the polity）的制度建设中，也体现在对历史的改写、正在进行着的再教育营、对文化道德的反复灌输等文化殖民的行为上——所谓的中华文化即是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产物。因此，台湾的现代公民权不应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相捆绑，因为这是除西方中心主义外，另一条套在台湾脖颈上的中国中心主义绳索。在西方与中国中心主义的新冷战语境下看变动中的中国恐惧，其根源（source）仍是未知的，且因地方历史、地缘政治经济脉络的差异，也难以一概而论。总言之，陈奕麟老师从地方的视角出发，视中国恐惧为地方政治对中国中心的一种文化想象与政治建构的产物，它反映出地缘政治经济情境中的权力宰制与意义关系网络。研究的重点在于，透过中国恐惧这一表相，对不同的地方政治作出在地的反思、解殖诠释，在多点比较中折射出全球经济体系下的中国中心的权力模式系统，以看清我们恐惧的根源，展开恰当有效的解殖行动。

相较于前面两位老师将中国恐惧中的中国客体化，以此展开西方中心视角或地方边缘视角的反思，Fiskesjö老师的反思落脚于殖民主体的中国，关注中国中心对地方恐惧的制造问题。老师从中国、美国中心的政治修辞出发，反思中心霸权对边缘他者异质文化的恐惧，如何共同地将他者建构为恐怖分子/野蛮人，以获得在法律的界限外对其实施非正义处罚的「合法性」。Fiskesjö老师的论述将中国恐惧与地方族群认同加以政治化，其叙事转而以解殖之名，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建构出边缘族群身份认同的本真性，但同时也缺乏地方具体情境的视角，以脸谱化的族群身份差异来对立地凸显中国中心的殖民主义。在此点上，他与Brossat老师的批判逻辑互通，都强调回归族群的本土认同，以内部独立、同质的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形态来对抗中心的霸权，实现地方的解殖。但此类未反思地方政治的身份认同叙事，经由学者的话语建构并传播，也不失为另一种殖民主义。它们究竟能为地方族群带来多少生机，很是存疑。边缘族群问题充满断裂与各种张力，更需要研究者们对由一词一物建构而成的面孔保持清晰敏锐的辩证思考与觉知体悟。

因此，解殖不仅要求我们对概念的表相与实践的本相有清晰辩证的把握，解殖的诠释也需要不断地重新放回到实践的场域中加以批判反思。只有如此我们才得以超克「地方」与「中心」等二元现代概念，无限接近于地方主体之和而不同的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陈奕麟(Allen Chun)，〈解构中国性：论族群意识作为文化作为认同之暧昧不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9：33，页103–131。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 文本与表征分析》，台北：允晨文化，2015。 

Billé, Franck.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Bulag, Uradyn E. “From Inequality to Difference: The Colonial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Sociali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14.3-4 (2000): 531–561. 

Turdush, Rukiye, and Magnus Fiskesjö. “Dossier: Uyghur Women in China’s Genocide.”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15.1 (2021):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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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 这部分更多是我在陈奕麟老师文稿基础上结合旧有的阅读与思考做出的总结（王明珂老师的着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2015）也使我受益匪浅）——老师有强调说自己并不希望提出一个研究的基本框架给大家，而是希望研究者们能从各自差异的位置提出多元版本的地方政治（“each place has a different story to tell”）。因此，此处的总体研究框架仅代表我个人作为学习者，对老师提供的开放框架的开放总结，它保留有许多开启的新可能，让我们走出不同的思考路径出来。

( 注2 ) 可参考陈奕麟老师在此处所做的总结：“I think there is room for all manner of expert rumination, from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s, logistical calculations, observations of everyday practices from the ground up,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s, including software control, and relations that cross-cut class, polity,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actors.”

( 注3 ) 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一篇Fiskesjö写作关于维吾尔问题的期刊论文，刊载在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5, Iss. 1: 22-43. 论文链接: https://digitalcommons.usf.edu/g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