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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记 蓝适齐:从热战到冷战,在亚洲跨国迁徙中找回个体叙事

  • 2022-01-05
  • Angelo

 

转载自思想空间https://www.linking.vision/?p=7244 BY 陈嘉鸣 ON 2021-12-15 | 专栏 AND 讲座纪要

编按:2021年11月29日,由亚际文化研究国际硕士学位学程主办的「2021秋 亚际文化研究演讲系列」中,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蓝适齐以「从历史到当代的跨国连结:亚洲的跨国迁徙与战争」为主题,讲述了19到20世纪在殖民和战争影响下亚洲的跨国迁移历史,挖掘几近被遗忘的家庭与个人经验,并将移民史的影响延伸到台湾视角之中,看战争与战后国际局势及群体移动为台湾社会带来的变化。

 

| 讲者简介 |   

蓝适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主要研究兴趣为台湾史、近现代东亚史、民族主义╱历史记忆╱认同建构,合着有《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等。

在本次讲座中,蓝教授讲述了19到20世纪在殖民和战争影响下亚洲的跨国迁移历史。他尤其将焦点放置在台湾,关注个体(individual)在历史洪流裹挟下迁徙的生命故事,关心他们的人生如何被战争所改变。蓝教授最后还特别谈到这一段移民史对今天的台湾,甚至是今天台湾的大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战争时期的被动迁徙

在正式进入故事前,蓝教授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19世纪到20世纪,在亚洲区域内进行迁移的有华人、日本人、韩国人、以及南亚大陆的群体等,他们从原居地出发,可能去到当时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定居。

在台湾,自17世纪起便有闽南(福建)和客家(广东)的人迁移到台湾,到19世纪,这两个族群成为岛上人数最多的群体。对与台湾相关的移民历史影响最大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第一次中日战争及一战后,台湾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1884-1945)。历经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及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1945-)。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台湾则在冷战时期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阵营。

这些战争及其结果,都影响了蓝教授接下来分享的个人/家庭的迁移和生命轨迹。

蓝教授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姓江(Kang)的家庭,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从日治台湾迁移到荷属爪哇,再到澳洲,然后又迁移到台湾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线索始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考兰镇(Cowra)的一个日本战争墓园(Japanese War Cemetery)。

虽然被称为日本战争墓园,事实上这个墓园里埋葬的大部分人并不是日本军人,而是平民。然而蓝教授发现,这个墓园里的一些墓碑上,有明显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墓碑上都写着Kang这个姓,更像是华人的姓氏。这是怎么回事呢?蓝教授在查询了当地政府档案后发现,这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姓Kang(江)的家庭。

父亲Kang Liong Tjwan事实上于1902年出生于日治台湾(当时的福尔摩沙)的高雄(当时的打狗),是个果菜杂货商人。因此,他在当时的身份登记上其实是日本人。 Kang Liong Tjwan在1930年从福尔摩沙移民到当时还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东印度(今印尼),娶了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后代,也就是这个家庭的母亲Kang Ong Lie Nio。也因此在澳洲政府的造册上,母亲的族裔一栏被划去原来的「华人」(Chinsese),被认定为「婚后成为福尔摩沙人」(Formosan by marriage)。婚后,他们的两个儿子Kang Kwie Tjioe和Kang Ping Hoo先后于1936年和1941年在东爪哇出生。

根据印尼的官方记录,到1926年已经有近400名日治下的台湾人像Kang Liong Tiwan那样从台湾移民到印尼,在当地生活(而未被官方记录的人口则可能更多)。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台湾人移民去印尼?蓝教授解释,这其实也跟战争(一战)有关。一战后,日本在东南亚扩张商业版图,而台湾商人有着语言优势(闽南话、客家话),可以与东南亚当地的华人打交道,再加上他们在日本统治下生活多年,非常了解日本,因此成为了日本在这些地方发展商业贸易最好的中介桥樑。

然而也是因为(在官方眼中)这些台湾人与日本的联系,使得他们在二战爆发后经历了多舛的命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也对荷兰进行宣战。荷兰政府认为这些在东印度的台湾人以及其他日本公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把他们都关起来。后来荷兰政府因为怕东印度马上沦陷,所以和澳洲政府合议,把这些人送去了澳洲,在那里建造了劳动营关押他们。蓝教授还提到当时类似的情况,日本对英国宣战后,英国政府也把当时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台湾人/日本公民关起来,后来又把这些人送到了印度。

故事里的Kang一家,于1941年12月被荷兰政府关押在东印度一个叫Amboeloe Djember的地方,后来又在1942年1月被转移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劳动营里关押了超过4年,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3月才被释放。而在此之前Kang家的小儿子Kang Ping Hoo于1942年5月在劳动营里夭折,而他们的小女儿Kang Sioe Lian则于一年后在劳动营里出生,成为「在劳动营诞生的婴孩」(internment baby),不幸的是,这个家的父亲5个月后也在劳动营里过世了。

Kang家小儿子和父亲的墓碑留在了今天澳洲的日本战争墓园里,也就是讲座一开始蓝教授提到的那两个Kang姓墓碑。

这些人在澳洲劳动营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蓝教授后来又在台湾遇到另一个姓Ang的家庭的后人,在他们手上看到了保存下来的劳动营的历史材料。虽然Ang家后人告诉蓝教授,他们在劳动营里没有受到虐待,只是失去了自由,但从他们保存下来的「外国人登记证」来看,他们就像监狱囚犯一样被编号,拍下那种囚犯挂着编号牌子的照片,然后还被记录下眼睛、头发的颜色以及身高等详细资料。Ang家后人还保存了一串从劳动营里带回来的衣服钮扣,在劳动营里,人们要工作(asked to work)例如做钮扣来赚取工资,购买额外的食物。

我们从中可窥见这段移民史、以及冷战意识形态竞争,对今天台湾以及台湾高校体系有一定影响。

战后的身份危机与再迁徙

二战后,这些人也不是马上被送回原来的地方,澳洲政府一开始不知道拿这些人怎么办,因为之前这些人被认为是日本人,但二战后,台湾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而由于二战后直至1950年后才有国际双边协议,所以当时是由地主国决定这些人的国籍和去留。最终澳洲政府决定将这些人用一艘日本的运输船运回台湾。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Kang家剩下的家庭成员中,母亲与大儿子均出生于东爪哇,小女儿则在澳洲劳动营里出生,对他们而言,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台湾也没有他们的家,但是在澳洲政府的安排下,他们在1946年3月释放后被迫踏上了去台湾的路程。

据统计,劳动营里有不少这样的儿童妇女以及在劳动营里出生的小孩。蓝教授采访的Ang家后人还保留着当时人们被安排上运输船的照片。照片里澳洲政府要动用到拿长枪出租车兵在悉尼港维持回「乡」的秩序,不少照片中的人带着愁苦和茫然的表情,也有不愿登船的人被士兵架着阻止离开。像Kang家那样,劳动营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其实不在台湾,但最后仍然被逼着再次迁移到一个对他们而言陌生的地方。

蓝教授在比较视野下总结了这些人的命运和经历:

1. 台湾人作为客家人或闽南人,后来又作为日本统治下的国民,语言的优势让他们的移动变得可能,这跟帝国时期不同地方语言群体之间的连结以及跨国贸易的网络是类似的。

2. 战争把人们带离原居地,特别是战争爆发后变得生活在「敌人的土壤上」的人,除了在荷兰或英国殖民地上生活的台湾/日本人,还有二战期间在英属香港的意大利人、在美国西海岸的美籍日人、在日本/中国/东南亚的英国人或美国人等等。

3. 作为个体,移民或迁移本应是自愿和基于个人选择的,但在战时,这些移动是被迫发生的。

蓝教授最后把焦点放回战后的台湾。战后台湾除了接收这些劳动营的人「回」台湾,还有两次值得注意的人口(向内)移动。一次是1945年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带来了一百万人口的迁移。而1950年代后,在冷战的拉锯中,不少东南亚侨生来台。

后一迁移与冷战格局息息相关。一方面反共和反华的社会背景让东南亚地区缺乏给华人的高等教育,成为侨生离开这些地方到别的地方求学的驱动力(push)。另一方面,为了与共产中国竞逐在海外华人心目中的正当性和吸引力,中华民国政府大力支持这些学生来台,成为这一迁移的牵引力(pull)。

当然,这一切离不开美国的资金援助(aid)。在冷战格局下,为了防止海外华人因为东南亚地区缺少华文学校、而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共产中国学习,美国从1954年开始,便用资金援助中华民国政府招募海外侨生来台入学。

海外侨生的迁移为台湾带来的「遗产」,远不止他们留在台湾,成为建设台湾的人才。事实上随着他们来台,美国大量注资在台湾的高校体系,为今天许多学校建造了像教学楼、宿舍、图书馆等基础设施,特别是对那些从中国搬到台湾进行重建的大学,如1954年政大、1956年清大、1958年交大以及1962年中央大学的建立,几乎建设起了整个台湾的大学系统。

蓝教授举例:比如今天政大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四维堂,还可以发现当时纪念美国协助建造的镌石志,以及现在政大的新闻系还保留着1962年肯尼迪总统写的一封信,上面有恭喜政大新闻学院新楼建成,讚扬他们代表了自由世界的新闻前线等内容。我们从中可窥见这段移民史、以及冷战意识形态竞争,对今天台湾以及台湾高校体系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