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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Report: Global Coloniality and the World Disorder: A Decolonial Take / A Book Forum

  • 2022-03-14
  • Angelo

2021年12月2日

瓦爾特.米尼奧羅(Walter Mignolo)《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

(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新書論壇側記

陳毓庭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何衛華教授在論壇中首先說明了去殖民性理論的特點,第一,就認識論而言,去殖民性指的是與現代性脫鉤,拒絕了預設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為潛在現代國家的話語。後殖民主義以自我批判的姿態賦予殖民性新的定位,將目標放在世界市場與資本流動,並與西方霸權重新結合;去殖民性理論則是選擇從拉美等地區自身出發,建立替代性方案以拒絕現代性的邏輯。第二,權力殖民模型(Colonial Matrix of Power, CMP)的概念透過分析各領域間的互動,避免視野窄化而落入文化主義或經濟主義的問題。同時,此概念體現了目前不論是第三世界去西方化或西方國家再西方化的策略,都依舊在爭奪CMP的領導權,若不跳脫此一邏輯,則權力的殖民性仍會存在。第三,以拉美等第三世界立場與思想資源出發的去殖民性理論對未來的設想,一方面,何衛華作為中國學者認為,其理論目標更多為欲在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中獲取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去殖民性理論的確以其對現代性採取的絕對否定,並且以對生命的呵護與共同體和諧成長等替代方案為立論。

 

接著,何衛華便以「人類命運共同體」(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與「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說明中國視角的去殖民性,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可以是世界主義的中國式表達,也是去殖民性理論的新一代大地法(nomos)的思想資源。過去,中國去西方化的策略仍在現代性框架中,但一帶一路是克服權力殖民性的嘗試。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王智明談及解殖與外文研究中的翻譯問題,以及解殖中的語言與情感,並嘗試放入兩岸關係的思考中。殖民性與現代性共謀的狀態,顯示了非西方自我現代構成中如何被殖民性影響,而這與外文研究怎麼落地轉譯(rearticulate)西方文學思想的課題頗具關聯。牽涉到(一)知識的轉介與社會互動,(二)主體塑造與慾望的導引,兩者在體制層面上都可能被放置於主導性的意識形態與感性配置中。

 

首先,翻譯在跨文化與跨地域中進行,對非西方來說是趨向普同、進入現代體系的方法之一。比如人工智慧翻譯(如Google translate)實現了全球化,並縮短文化語言差異的狀態,同時作為知識殖民性的存續工具,更顯現了翻譯如何在其與在地知識間協商與重新提出抵抗與認識論的不服從,換言之翻譯不必然可與原文互通,但足以在接近中展現異質、暴力與抵抗。再者,非西方世界從自身種族化身體理解了現代性侷限,欲回歸自身知識傳統以發展自己的現代性時,意識到「我們的現代性」與西方思想共構已久,面對「相關性」的詰問時,陷入模仿與反抗西方之間的狀態。

 

王智明也提出,「一帶一路」此例如何呈現西方既有的體制與國際體系逐漸對非西方失去領導權,而非西方如何嘗試改寫資本行進的方向與論述形式。西方價值——民主與自由,在被西方拿來妖魔化他地時,事實上正反噬並威脅著西方文明自身,那麼,如何落實民主與自由但不踏入此一迴圈就是解殖要思考的課題。比如兩岸與兩韓在主權國家想像與替代性統合實踐上的摩擦,源於殖民性的現代性,使得人們一方面意欲解殖,一方面無法放棄主權神話的殖民語言體系。解殖的現代性之思考,即從怎麼以非國家的角度思考生命,好好生活、與他者共在,提出對民族國家的生命不服從,走出一條營生之路。

 

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劉紀蕙教授言及兩個如何思考解殖的思考面向,一是認識論解殖,二是第三代大地法。被認識論指稱的系統性體系,透過體制化複製自身,即權力殖民模型,本地知識分子接收與翻譯殖民者認識論時,可能因此壓抑到本地原有的認識結構而使得地方歷史成為全球整體設計。那麼,若要與殖民知識脫鉤、進行認識論不服從,則要從底層知識(subaltern knowledge)出發。比如186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知識建構為西方翻譯的啟蒙知識,晚清知識分子則將此再次翻譯為中文,並以中文語彙使外來知識自然化,在自行詮釋中體制化。知識範式的轉型與內化揭示了殖民關係中的權力不平等,第一步是面對內部殖民結構的問題。

 

參考Carl Schmitt對於nomos的分析,可以得知大地法涉及占取、分配與生產。面對第三代大地法的金磚國家與發展主義,其作為資本主義延續的後資本主義,該如何思考當前的大地法與空間占取的認識論結構之變異,並轉向非占取性的母性文化?文化流動的複雜性在於,文化接觸與融合往往不只是單一地排除原有的在地文化,而是融合傳統壓迫語言體系,以新的形式再生。那麼可以說,每個文化都有其內在壓迫體系的論述形式與資本累積、世襲壟斷機制,在接受與翻譯外來思想前,本地社會已有接收的土壤,遂可將外來轉化為可內部治理的模型。正因此,後殖民社會難以脫離殖民體制,其中的殖民性權力結構未被撼動。

 

其中,因網路秩序而顯現的新的大地法——網路強權(cyber power),作為新型態的空間秩序爭奪,同樣包含了空間占取及勞力剝削。中國的一帶一路也包含空中絲綢之路(Air Silk Road),這都是我們必須持續觀察的議題。

 

米尼奧羅教授回應,現代性不是一個本體論問題,而是一種說法:你要追上某個時代、某個標準,而這個標準是現代性,為歐洲製造與服務,基督教文明、文藝復興宣稱其歷史地位,但當時有很多其他的文明存在與發生,如波斯文明等。而這一套文藝世界歷史的進程的說法,是從歐洲傳到美國再傳到亞洲、非洲。回應何衛華的發言,米尼奧羅不只關注經濟上的控制,更強調對於我們腦袋知識上的控制與斷定。現代性從16世紀開始,即不斷灌輸成為一種讓人感覺自己追不上、不屬於、還沒開發、野蠻的壓力。殖民與殖民性的區別,致使儘管殖民結束了,但殖民性並未結束或被檢討;比如美國已不是傳統上的定居殖民形式,而是採用駐軍、社交媒體的方式進行西方化。同時,現代化到底好或不好並非評論重點,而是要去指出現代化是如何普同化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觀中,各地的思想都被統一為前述文藝復興、啟蒙式的文明起源論調。如王智明所說的,非西方國家在追尋自身現代性時不全然是拒絕再西方化的姿態,某種程度上依舊是在遵循殖民性邏輯。我們現在生活的地方,沒有一個截然分別的文化,所有文化被以一種有權力階序的方式連結在一起。當要說明去西方化時,是要解開一個一元的世界,邁向多元、多方權力中心的世界。翻譯時要面對兩個不同文化與其不同的主體性,因此不該追求普同性的翻譯。

 

在90年代,人們談論現代性卻忽略了殖民性,但我們事實上存在著「現代性/殖民性」的問題,也就是被現代性所掩埋的那一面。因為現代性的思維語言往往擔保人類的未來與發展,然而事實上現代性需要很多的挖採資源,對人民產生很大的政治環境的衝突。去殖民性關注的是人民而非國家,因為它關乎人民如何重拾人的尊嚴與責任,如何去打破我們在全球化之中卻不被聽見的狀況。

 

論壇最後,觀眾提出新疆的議題,以及去西方化與去殖民性的差別,包含是否非西方的發展想像依舊是建立在西方現代與進步的基礎之上,那麼它還可以做到去西方化嗎?若這造成了比如新疆回民的壓迫,則該如何思考?若西方自由與民主不再是個可操作的範疇,那怎麼思考其去殖民的替代性方案將會是一個問題。

 

劉紀蕙提及,在地社會往往有很大的內部殖民能力與歷史操作,比如過去中國對於其周邊的殖民,以及越南如何學習中國此一進貢體系,因此,當我們將思考轉回本地資源時,不能無視自身歷史亦有其長久的制度、論述與教育以鞏固其優越性與殖民性,若殖民性是一個概念架構,它指的是權力位置的不對等,以及權力不對等如何被鞏固與複製。每個文化與語言在成為一個持續的文明體系時,都有它自己的符號操作以延續自身的模式,因此去殖民性在歷史中的任何一個點都可以持續在發生,它都要被實際地分析。

 

王智明則認為,在這個時代,多樣性的出現代表單一的普世性將被協商、有多個版本乃至於被挑戰。在經歷了現代性的洗禮後,我們更具備挑戰現代性的知識儲備與能量。當把內部的殖民性與種族的問題放在一起思考時,不論是中國一帶一路的操作所面對的邊境問題或觀眾提出的新疆問題,都無法跳過種族與地理兩個關鍵,好比台灣社會中漢人種族主義的存在,我們必須真實地面對,而不只是迴避或接受某種官方的說法。而所謂現代性的民主的破產,指的是一個體制的破產,而不表示概念本身的破產,換言之,民主可能不只有西方投票體制的單一想像,那麼具體更激進的民主實踐可以如何展開?

 

講者提出,殖民性的概念,不僅僅是判斷誰是西方化、誰是去西方化那麼簡單。比如我們看見一些中小型國家,彷彿在這中間跳舞,既不是要跟西方完全切割,也不是要跟中國、俄羅斯親近或搞關係。所以關於CMP的概念並不全然像在棋盤上,誰是西方化、反西方化的陣營那樣對壘分明,每個國家都在找自己的位置。然而在座的我們都是在探問殖民性的問題,關注人民如何好好生活。我們也許可以為民主或自由而戰,但不是由任何人告訴我該怎麼做。可以去追求民主自由,但更根本的是好好生活的目標。

 

最後,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同時是譯者之一的唐慧宇提出一思路,書中米尼奧羅提及: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左派都是冷戰時期的語言,並且不只一次強調當前提出的解殖概念與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區隔;但回到中文左翼語境時,解殖此一概念似乎已內涵了種族意涵,和英文中強調階級問題的左翼傳統不太一樣。